民国文人多渣男一个比一个有才,一个比一个

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民国文人多渣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按照当今社会的恋爱、婚姻标准来看的话,许多民国文人其实都是“渣男”。他们之中,大多数有两次以上的婚姻,而且有“抛弃”糟糠之妻的行为。三番四次拜堂迎娶新人也是常有的事情。有的文人,则是烟花柳巷的常客,过着灯红酒绿的小日子。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有过3次婚姻。当然,蔡元培都是在前任夫人去世后,才迎娶新任夫人。

清朝维新派领导梁启超先生,有过2次婚姻,似乎并不多。但梁启超迎娶第二任夫人王桂荃,第一任夫人李蕙仙还活得好好的,等于梁启超是左拥右抱,尽享齐人之福。不过,李蕙仙和王桂荃的感情不错,对子女都悉心教育。因此,梁启超所有孩子与两个妈妈的关系都很好,一个称“妈”,一个叫“娘”。

比梁启超相比,维新派的另一名领导康有为先生就“渣”得过。

康有为主张“一夫一妻一世界”,提倡妇女解放和建立现代家庭制度,但他自己却妻妾成群,佳丽云集。据考证,康有为一生正式迎娶的妻妾,有名有姓者就有6人,并且曾经同时居住在上海市一个家园里:大夫人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三姨太何旃理,四姨太市冈鹤子,五姨太廖定徴,六姨太张光。

年康有为迎娶六姨太张光时,已经61岁,张光才16岁。康有为在上海举行隆重的婚礼,亲戚朋友都来捧场,唯独他的妻妾儿女不曾到场,集体表示抵制。

严格地说来,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清朝末期的人,过着三妻四妾的生活,似乎可以理解,可留学过英美的时髦文人,就不“渣”吗?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写过著名的《再别康桥》的诗人徐志摩,堪称“渣男”的代表。

徐志摩18岁与名人张君劢的妹妹张幼仪成婚,但婚前婚后都嫌弃张幼仪,觉得她十分土气,与她结婚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

年,当徐志摩遇到才女林徽因后,果断踢掉张幼仪,狂热地追求林徽因。不过,林徽因最终嫁给了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

徐志摩在追求林徽因的同段时间,又与朋友王赓的妻子陆小曼眉来眼去了。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戏”,徐志摩不但戏了,还将她纳入怀里。徐志摩也为这段“洋气”的爱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陆小曼大手大脚用钱惯了,结婚后依然追求奢侈的生活,徐志摩为了满足她的生活欲望,拼命兼职赚钱。

说起民国的“渣男”,胡兰成得好好写一笔。

胡兰成是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19岁就结婚了,迎娶了唐玉凤,婚内与一个叫雅珊的女子关系暧昧。唐玉凤病逝后,胡兰成又迎娶了全慧文。就在这段婚姻里,胡兰成认识了张爱玲,并与她同居。

可是,张爱玲只是胡兰成众多“好妹妹”中的一员。当胡兰成与张爱玲眉来眼去前后,医院护士周训德、斯姓同学父亲的姨太太范秀美打得火热,还与后者在浙江丽水私结为夫妇。

这一切,张爱玲都忍了,还寄钱给胡兰成。张爱玲不计代价的默默付出,终于在年收到回报。这一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承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3年后,胡兰成的承诺就烟消云散。年,胡兰成与张爱玲离婚。

除了“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快”,不少民国文人出入风月场所,犹如家常便饭。

康有为落魄于上海时,经常狎妓,欠了一屁股风流债,打算悄悄地离开上海,一走了之。债主们知道后,跑到招商局的轮船上来找他要债。康有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躲过去了。

当时,李鸿章的助手马相伯奉命到轮船招商局查账,亲眼目睹了这场“盛事”,还记入《六十年来之上海》一书。

晚清怪杰辜鸿铭也有这个“雅好”。他有一句名言,“作为名士岂能不嫖娼不纳妾”,振振有词。辜鸿铭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校长蔡元培成立“进德会”,提倡教授们洁身自好。教授们都签字了,只有辜鸿铭拒绝。蔡元培一笑了之。

年,辜鸿铭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一次,他与一干友人到青楼寻花问柳时,偶遇沦落在此的日本女子吉田贞子,便为她赎身,并“笑纳”为自己的小妾。

写过《故都的秋》的郁达夫,年轻时放浪形骸。年,17岁的郁达夫到日本留学时,还详细记叙了在日本狎妓的经历:“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

胡适早年在上海,风流倜傥,经常打牌、喝酒、逛窑子。年6月,胡适幡然醒悟,开始提倡禁嫖,尊重而同情堕落的女子,主张玩弄女性是“大恶”: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选造成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

说得很有道理,可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

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有时候到济南、武昌等地办事时,仍然会到花柳巷重温旧梦。

为什么这些民国文人,表现得如此“渣”呢?归根结底,还是时代的影响。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中国正处于旧文化与新文化的交界点。这些民国文人既接受过旧文化的训练,又受过新文化的熏陶,所以形成了婚姻观念的矛盾。

一方面,他们要继承家业,为家族繁衍后代;另一方面,他们要追求爱情,找寻情投意合。他们要冲破旧观念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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