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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月亮特圆。在宿舍窗口试着拍月亮，不太成功。手机拍出来月亮总是毛乎乎一片，无论把ISO调得多低，甚至用手动模式，也还是不大行。拿出相机，关掉宿舍的灯，点上一盘蚊香，打开窗户，云彩却一朵接一朵，一团紧着一团地来。于是点根烟，慢慢等月亮出来。这轮大圆月间或从乌云间的空隙露出脸来，也转瞬又被遮住了，所以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赶紧举起相机，调焦，按快门。试了半天，终于找到差不多的感光度，快门速度。总算把月亮给拍圆了，手也酸了，于是就算了。

等月亮出来的时候，周围基本上没什么灯光，除了宿舍窗户正对着的犬舍边有一盏白色的路灯散发着暗暗冷冷的光，基本上也照见不了什么。犬舍后面就是山林，整个宿舍几乎没有任何声音，但我知道有一个中队在值班，这栋楼除了我至少有5到8个人在。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蟋蟀声、半天才来一下的狗叫声，以及隐隐约约的蛙声。有那么一恍惚，我突然像是回到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住校了，每周除了周五下午放学到周日中午午饭后在家之外，其余时间吃、住、学都在学校。不过毕竟都是小孩子，多半还是会想家，于是长期以来学校又形成了个规矩，就是周二中午可以回家一趟——实施这个规矩的象征就是，周二的午休老师以及值日生们就不清点人数了。我似乎偶尔也回家，但死活想不起来那个时期我爸妈的形象，总感觉老爸常年不在家，老妈也不在家。这会儿回忆起那个年份，大概那时候老爸在随州开拖拉机，老妈总是料理着地里的农活。总的来说，就是那两年家里人不怎么管我。好在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可能也不怎么需要管。

所以好些个周二中午，我离开学校，并没有回自己家，而是去一个当时跟我关系很要好的同学胡金朝家。那时候特羡慕他，他爸妈都觉得读书没啥用，读好读坏都行，对胡金朝完全是一种“放养”的状态，感觉所有我爸妈不让我干的事，他爸妈都觉得OK。所以我就光明正大地跟他玩游戏机，去堰塘、河沟里洗澡，钓鱼，捕黄鳝，摸小龙虾，然后蹬自行车去卖给几里地外的小贩，甚至尝试抽烟。所以很多个不是周二的中午，我们也会离开学校，跟老师说的时候，就说我们在一个村，家里人说要结伴回去。甚至在很多个晚上，晚自习下了我们也跑出去。

下自习一般是9点多，从学校出来，是国道，车来车往，大车乌拉乌拉跑来跑去。我们出校门，就要集中精神穿过那条国道，到了国道那边，基本上就不会遇到老师了。右转一二百米有个路口，左转一个五六十米的上坡，坡头横过一条铁轨。过了铁轨左手边有一排大概四间的瓦房，记得两边房头还有“计划生育人人有责”之类的标语，这就是我跟胡金朝卖小龙虾、黄鳝的地方，那些房子大概是道班，看管这个铁道口什么的。

继续往前走，大概一百米左右，右手边有一个很小的小卖部，基本上啥也没有，可能卖些烟酒副食什么的，对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没冰棍、没写字本铅笔钢笔橡皮，就等于是什么也没有。继续往前二三十米有个岔路口，得朝右走，走过一段长长的路，路两边都是白杨树，人家不多，但房屋基本上都连得上。一直到没有房屋的地方，左手边看过去就是一个矾石场。白天的时候，我们会从矾石场走，因为矾石场有个陡陡长长的坡，都是很细很细的土坷垃，我们哼哧哼哧走到坡顶，想放飞一下自我，就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从坡顶一直滑到坡底。晚上就不太敢走了，因为路边到矾石场的坡，那截小路两边杂草丛生，有一回白天我都碰见一条翠绿翠绿的蛇，晚上就更怕被咬了，而且矾石场到晚上没人在，也没光亮，偌大一个场子，总觉得有点可怖。

于是继续沿大路往前，很快就到我们村所属的“生产大队”了，我们是一组，这边是二组。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大队”已经取消了，但大人们图方便，还这么叫。到了二组，路右边是个不小的变电站，过了变电站就是个十字路口，继续往前，就是二组村里面了；右转，是我们村小，村里的小孩上幼儿班以及一二三四年级都在这个村小；左转，就是去我们一组的。一般走到这儿，心情就轻松起来，总觉得到了自己的地盘儿，跟胡金朝就敢互相说说话了。但其实这才走了一半的路，后面还要路过一片田埂，一个大堰塘，两个小堰塘，才算进了我们一组的村子。

这一路上，只有国道两边是有路灯的，其余的那长长的、曲里拐弯的路，只有很少的几户晚睡的人家，才从他们紧闭的大门顶上小窗户上透出一点点亮光，多半都只能“趁着夜色”。碰上月半，感觉就跟今晚就像极了。那月色的皎洁明亮，总觉得可以借着月光读书，实际上自己还试过，课本因为熟，勉强认得，但真要去“读书”还是有点费力气。那时候的蟋蟀声比今天的清脆，蛙声比今天的响亮，狗叫声比今天的要更具震慑性。上次觉得自己跟大自然，跟土地离得很近，还是在哈巴雪山大本营，那个山风呼啸，缺氧失眠，手机信号时有时无的晚上。

几架飞机穿过云层破风的轰鸣声远远的压进耳朵里，抬眼一看，清晰的飞机轮廓，机翼一闪一闪的灯，提醒我这跟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